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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最早较大规模地由政府出面干预福利事业的国家之一。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 (PoorLaw)以法律的 形式将救济贫困由私人义务(宗教机构、同业行会)转变为社会公共责任，并规定了救济贫民的福利措施。这些措施实施以后，人们对《济贫法》所规定的扶贫原则进行了认真思考，形成了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福利经济思想。这一时期，对社会救济制度持否定态度的理论主要有：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把人类利己主义本性当作经济研究的前提，把经济现象看成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经济人活动的结果。他认为，独立的经济个体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但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必然会导致普遍福利。因此，国家和政府无需对穷人和福利给予特别关注，福利救济和社会保障只是私人的事。斯密实际上对当时流行的济贫法进行了间接批评。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Malthus)认为贫困是私人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贫困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对抗社会的失败，贫困的主要责任在贫困者本身，是贫困人口过度增长的结果。因此，要消除贫困就必须抑制人口的增长。而济贫院的救济却会使过剩的贫困人口继续存在和繁殖，济贫院给贫民提供工作会增加在业工人的失业。因此，济贫院实行的各种救济措施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反而会造成贫民的依赖心理。马尔萨斯的理论否定了向贫民提供救济的政策，为惩罚性的扶贫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D.Ricardo)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依据，论述了工人的贫困问题。他认为，劳动市场上自由竞争的结果及工人人口自然率的变化，会使工资必然趋向于最低生活资料的价值。工人贫困是由于人口太多导致工资降低。李嘉图实际上把工人的贫困归罪于工人自身。“济贫法……同立法者的善良愿望相反，它不是改进穷人的状况，而是同时恶化穷人和富人的状况，不是使贫者富，而是使富者贫”[1]。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J.Say)认为，自由放任、自由调节、自由竞争能使个人得到最大的满足，社会不可能产生全面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所有希望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工作，贫穷与懒惰有关，是一种自作自受。因此，失业和贫困是个人不努力的结果，它应由个人而不是由社会(经济制度)负责。 综上可见，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实际上认为，低工资来源于劳动的过度供给，失业是劳动力要素要价过高的结果，贫困则是由于这些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工人阶级自己应该学会控制其数量的增长，自己对自身的状况负责。因此，这些建立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基础之上的福利经济思想使社会对于贫困、失业的责任逐步让位于社会对于贫困人的压制。正因为如此，1843年英国通过了新“济贫法”。该法案采用了更加严厉的法则，规定依靠救济的人必须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建立在否定社会保障功能思想基础之上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变迁，使贫困的失业者有待救济的迫切性更加与新的“济贫法”救济的局限性产生着矛盾。这种矛盾不仅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需要重新安排，而且说明了否定社会保障功能的思想不能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
2009年末欧洲一些福利国家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爆发了债务危机，有人指出是这些国家长期采取的高福利政策使得政府债台高筑。对此，各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大规模削减福利。其实，各国福利开支与财政纪律只是引发债务危机的表面原因，其根本原因主要来自于现有的福利政策措施与社会平衡所决定的需求之间的脱节。通过对西方福利国家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福利国家模式的特点及改革得失，并引以为鉴。
[关键词]债务危机；福利国家；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86－05
胥丽(1981－)，女，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福利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上海 200433)
美国次级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许多国家潜在的问题在危机的影响下浮出了水面。2009年末欧洲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爆发并延续至今的债务危机便是这种情况的表现之一。许多人指责欧洲长期采取的高福利政策给政府预算造成巨大压力，从而引发了债务危机。但实际上，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体系及福利政策各种矛盾与问题由来已久，各国一直进行着调整与改革，西方各国福利开支与财政纪律只是引发债务危机的表面原因，其根本原因主要根植于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以及现有的福利措施政策与社会平衡所决定的需求之间的脱节。
一、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理论背景
就政治层面而言，福利国家是在阶级力量对比和相互权力制约下资本与劳动平衡的产物，福利国家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整自由市场的弊端，以期获得社会稳定与长期发展。阿萨·布里格斯在《历史视野中的福利国家》一文中认为福利国家的建立是为了至少在三个方向上纠正市场失灵：保证个人和家庭最低收入；使个人和家庭能够应对某些突发事件，如疾病、失业，缩小个人社会不安全程度；对公民地位的确认，保证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社会服务。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建立有效缓解了本国劳资双方的对立，促进了他们的人力资本、科技与经济的长足发展。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各国福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不合适的地方便渐渐显现出来，家庭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减缓、高失业率、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经济社会公共服务提供的私有化、日益加剧的国际国内竞争等都对福利制度的运行与完善提出了挑战。面对出现的问题，西方各国都相应进行了变革与调整，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爱尔兰等国在经济危机驱动及美国影响下对福利体系采取了谨慎的放松管制的市场化策略。西班牙、法国等国也放松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采取了更多雇主友好型的政策，作为欧洲福利楷模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转向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福利目标逐渐聚焦于社会服务的扩展及强调社会体系中性别的平等，把社会平等与生产性社会政策相结合。发达福利国家遇到的危机与进行的改革影响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对社会福利体系的思考，欧美福利国家几十年来都处于福利建设与变革的前沿，分析西方诸国体制差异与共同规律有益于后发国家对比审视自己国家情况，从而选择适合自己并有利于长久发展的政策措施。
对各国福利体系各方面的比较研究，可以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福利及其改革问题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功能主义方法、冲突理论、政治经济学方法、政治社会学方法以及政策话语取向等等，其中政治科学中又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行为主义理论批判的兴起，综合以往制度主义研究的新制度主义变成了政治学的主流分析路径。与传统政治学中的制度主义相比，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将制度的重要性及参与者的行为分析结合起来，采用动态、定量的分析方法。同时它更加重视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与制约，也强调在制度框架下参与者非理性选择以及这种有限理性对制度的约束。在制度起源与变迁的因素分析上，新制度主义认为一个国家或组织的内生性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固有的因素使得制度在变迁的时候具有粘性以及路径依赖性。在分析西方福利国家模式时，新制度主义将经济与社会、政治结合起来分析。
二、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比较分析
由于欧洲发达国家在福利体系方面的不同表现，为了便于比较分析，许多学者对欧洲国家进行了分类。各种分类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艾斯平·安德森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提出的三种分类。安德森根据社会劳动力非商品化程度与福利收益人社会地位分布范围这两个标准将福利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由型福利国家，主要包括瑞士、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通常受市场自由主义影响较深，尊重市场逻辑，它们的福利体系支付条件比较苛刻或政府福利支出较低。申请人在申请福利资助时通常要进行资格审查。第二类为保守或团体型福利国家，亦称大陆福利国家，这些国家多为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这些国家大多受天主教传统影响较深，对家庭及两性分工持传统态度，国家福利体系为威权或父权式，较少受市场左右，倾向于社会分层的福利体系。其中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四国因为在地中海附近，有时又被其他学者单独列出来作为地中海式福利国家——这正是此次主权债务危机中表现最差的四个国家，其国家首字母被大家拼成PIGS，亦称“笨猪四国”。第三类为社会民主型国家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包括挪威、瑞典和芬兰。这些国家以高水平、普遍性的福利闻名于世，一直被作为欧洲福利国家的典范。这些国家重视国民的自由平等与发展，认为福利保障是其国民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而不应该基于他们的市场表现。政府提供慷慨的福利，是一种劳动力非商品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福利制度。而对于英国、爱尔兰、新西兰的福利体系模式，埃斯平·安德森没有做出明确归类。
根据安德森的划分，很难说哪种最好，也不能说某一种福利能够无差别地适用于各国，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它们都处于不断的变革与发展中，但这些国家不同表现的背后有着一些相同的规律或趋势，这种普遍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它们的比较分析与借鉴应用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详细分析与对比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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